撒切尔夫人在两德统一期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王帅 张训实】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德国统一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学者、记者详细地记录了她反对德国统一的具体表现，但都未能阐释问题的前因后果与过程全貌。2010年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显示，在不同原因的驱使下，撒切尔夫人的态度历经了从反对德国统一到不得不接受统一再到谋求遏制统一后的德国三个阶段。本文试图阐述这位英国女首相的态度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其言行举止对英德关系产生的影响。

一、短暂的胜利：组建反统一联盟

二战以后，英、法、美等西方盟国长期对德承诺支持两德重新统一。 历届英国政府也连续一致地表达了对重新统一的支持。1954年1月25日至2月28日，英、美、法、苏四大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了旨在实现两德统一以及恢复德国主权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会上提出了“艾登计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以组建合法的民选政府，在此基础上四大国与合法的德国政府进行和约谈判，以终结二战后的相关规约并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即便在撒切尔执政的前两个任期（1979－1987年）内，英国的这一立场仍未发生改变。1980年，外交大臣卡灵顿勋爵公开重申“我国政府一贯的政策便是支持联邦德国不懈地致力于欧洲和平，在这种状态下德国人民能够以自决的方式重新获得其国家统一”。

1984年，撒切尔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历届英国政府确信，只要德意志民族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割裂，欧洲便难以实现真正永久之和平”。 直到1989年2月，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重申了上述立场。

1989年夏，民主德国的“度假者”们大规模地向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外逃，不久又发生了占领联邦德国驻布拉格使馆事件，德 国 统 一 问 题 自1949年 以来第一次成为了现实可能。面对突变的形势，欧美各国领导人都陷入了迷惘，究竟是应该恪守战后的相关承诺支持两德重新统一，还是应该从“现实考量”出发反对统一？

以美、法为代表的西方盟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先后做出表态。1989年10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我并不担心一些欧洲国家对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担心，因为我认为，德国对盟国重要性之恪守与认可是无法撼动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虽说私底下反对德国统一，可他在公开场合仍明确表示“我不担心德国重新统一，我把德国重新统一的意愿看成是合理的”。与美、法首脑不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在柏林墙倒塌前便开始与相关国家秘密磋商，试图就阻止德国统一达成共识。

9月1日，在和密特朗的会晤中撒切尔就德国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称“德国重新统一就像单一货币那样让人无法容忍”，密特朗则宽慰她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允许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而美国也不会接受联邦德国离开大西洋联盟。 

密特朗

9月23日，撒切尔在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又试图获得苏联的保证，她表示，“虽然北约一直宣称支持德国人重新统一的抱负，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欢迎这一点。我们不想要德国统一，这将导致战后边界的改变，我们不能容忍这些，因为如此发展下去将损害整个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回应说，苏联和英国一样也绝不想要德国统一。

撒切尔不但努力对外拉拢“利益攸关者”，对内还阻挠外交部门进一步聚焦德国统一问题。正当英国外交部对这个热点问题展开密集研讨时，她却命令外交部转移工作重心，表示“英国官方已花费了过多时间关注德国的地缘政治位置以及它未来将如何发展，这固然重要，但英、法、苏都无疑从根本上反对德国重新统一，英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应关注德国经济和欧洲一体化问题，而不是统一问题”。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撒切尔反对德国统一的态度更为激烈。在11月18日召开的欧共体首脑特别会议上，她公开发表评论说，“我们绝不能讨论改变边界的问题，任何讨论改变边界或德国统一的企图都将毁掉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必须保持北约和华约集团的完整”。

同时，她还试图通过劝说美国以达到阻止统一之目的。11月17日，撒切尔致电布什时提出，“应避免讨论德国统一问题，这在苏联和欧洲仍能激起强烈的情感，谈论统一将严重地造成不稳定并损害诸如军控谈判等其他事务的积极势头”。

在12月8日召开的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期间，撒切尔和密特朗总统秘密地达成了共识，双方应该利用英、美、法、苏四大国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角色来制止统一。

英、法在没有美国参会的情况下形成了小型的反统一联盟，会议重申了“德国人民虽有权通过自决以重新获得统一，但同时强调统一的过程必须尊重现有的协议且在东西方合作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发生”。这算是英、法在对德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12月11日，在苏联的提议和英法的支持下，四大国大使在柏林的军事管制总部大楼开会，这是警告德国不能自行其是和四大国权利仍然存在的一个信号。

撒切尔反对德国统一有其自身的考量。其一，就像她在回忆录里说的，她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格就是“在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左右摇摆”，对德国的刻板印象从丘吉尔传承到了撒切尔，她对德国再度强大抱有一种极度恐惧的心态。其二，她担心统一后的德国将在政治上取代原有的英美特殊关系，经济上破坏欧共体内部的市场关系进而主导整个西欧经济，这有悖于英国百年来所秉持的“欧陆均势”政策。其三，为了换取苏联对统一的支持，联邦德国有可能退出北约联盟并保持中立身份。

这样一来，驻守在联邦德国的英军防御前线、北约的前沿部署和范围以及美军在欧洲的存在都将大幅缩减，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集体安全无疑将失去保证。其四，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长期对欧洲一体化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而德国统一恰恰又将加速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撒切尔本人所不想看到的。其五，最重要的是，撒切尔担心欧洲边界和欧洲秩序的瞬间转变将产生剧烈的动荡与不安，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在失去民主德国这一“战果”后极可能受到损害，苏联的国内改革以及东欧的整个民主化进程也将因此而受到挫折。

二、急转直下：被迫承认“统一不可避免”

组建反统一联盟后不久，四个方面事态的发展迫使撒切尔不得不放弃她原先的态度。首先，为了应对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提出的“条约共同体”方案并紧握统一的主导权，科尔在11月28日提出了意在最终形成德国“联邦”的“十点计划”。

在该计划的鼓动与刺激下，民主德国民众对统一的态度从暧昧不明迅速转变为支持统一，民主德国国内局势也随之走向了崩溃的边缘。12月初，英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布卢姆菲尔德致电外交大臣赫德，认为民主德国局势已从“持续和改革”转变到“革命性的变革”阶段，德国统一现在正在进行。

至1990年１月中下旬，莫德罗试图重建内部安全局（被认为类似斯塔西）的举动再次推高了移民数量（约每天1500人），大批技术工人的离去加速了经济崩溃，民众游行变得越来越暴力，要求德国统一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赫德在亲自前往民主德国后向撒切尔进行了如实的汇报，“实际上统一正一天天地发生着”。

 显然，民主德国政府和民众已然把寻求统一作为走出困境和改善生计的手段，撒切尔在这种局面下如果还一味地追求其“海外制衡者”的角色，将不但失信于两个德国的政府与民众，而且还可能导致民主德国局面彻底失控以及整个东欧乃至欧洲局势的动荡。其次，美、法两大盟国相继远离英国而接近联邦德国。撒切尔在1989年11月24日向美国提议“回避讨论德国统一”后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布什虽没直接予以反驳，但提出了“是否会给科尔带来麻烦”这一关键性的质疑。

科尔提出“十点计划”之后，美国的态度也逐步明朗化，先是国务卿贝克公开发表了支持统一的“四项原则”，随后布什在１２月４日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再次号召北约国家一致支持“四项原则”，德美接近的信号已十分明显。撒切尔虽继续散布着她反对统一的言论，但深知“无法指望美国在延缓德国统一进程方面提供任何的帮助了”。法国虽然没有美国的态度积极，但也逐步放弃了英法反统一联盟转而默许德国统一。

密特朗与科尔密切的私人关系以及法德合作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法国自始至终不能像英国那样站在反对统一的最前线。1990年1月20日，在与密特朗的双边会晤中，撒切尔一以贯之地对德国提出批评并要求英法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统一，而密特朗却一改1989年9月初的态度，表示现在再“对统一说不将是愚蠢的，事实上在欧洲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发生。最糟糕的便是提醒德国人其义务（指履行与四大国签署的相关条约———作者注），却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强制其履行，如果我们厉声喝阻，那么我们将毫无说服力”。

失去了美、法两大盟国的支持，让英国难以冒着英德关系破碎的风险继续独自站在反统一的最前线。再次，英国的身份定位使其无法过度接触“利益攸关方”苏联。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伊始，历届英国政府都把维系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因此，英国不可能背离英美特殊纽带乃至整个西方民主联盟而同苏联接近。英法提议的四大国会议未能成为有效的手段便是例证。撒切尔本人认为，美、苏把四大国会议当成是讨论德国统一细节的“闲聊俱乐部”。

事实上，苏联在1989年12月8日和1990年1月10日两次提议召开四大国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态度十分积极，反倒是英国担心与苏联走得太近以至于损害头等重要的英美特殊关系，并还害怕四大国越顶外交可能激起德国国内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导致统一真的不可避免。面对形势的变化，撒切尔对原本由她提出的主张表现得十分犹豫，而

苏联的两次提议不是被限定在只讨论柏林问题，就是没能够得到它最可能的两个盟友———英、法的支持而不了了之。最后，英国国内并不支持撒切尔的反统一主张。以撒切尔的外交顾问柯利达爵士、外交国务大臣沃尔德格雷夫爵士、外交部常务次官怀特爵士、外交部政治主管弗莱特维尔爵士、英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马拉比爵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外交部高官，频繁地向首相建议英国不能寻求反对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撒切尔的看法。

与密特朗在巴黎会晤受挫后，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德国统一的反对，对此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们不得不在预先计划的首相别墅会议上集体向她作最后表白。赫德说他不喜欢使用“减速”这个词，它将置英国于“无效刹车器”的位置，这是一个应该避免的最为糟糕的词。

直到此时撒切尔可能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已成为英国国内唯一一个反对统一的“异教徒”了。这次会议最终也“终结了首相关于重新统一的原则并使她认识到了目前事态的进展”。

随着苏联立场的逐步软化，撒切尔在赫德访美前表示，应向布什传达关于“框架工作”的意向，以解决统一的德国将如何对应北约、欧共体、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边界以及四大国权利等问题。1990年2月18日，撒切尔终于公开承认统一已不可避免和已经临近。

三、谋求遏制：“2+4”框架的出台及协商

就在四大国相继认可德国统一不可避免后，新的问题产生了，即德国统一应以何种机制抑或框架实现？作为统一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在经历一系列的国内争论后提出了一个包含四大国外加两个德的“2+4”框架。

英国驻美大使阿克兰爵士2月2日敦促外交部尽快对美国提出的这一构想做出清晰的表态。撒切尔对此不以为然，在她看来，为了更好地控制德国统一的外部进程并有效地遏制统一后的德国，协商框架应以四大国机制或欧安会为基础，这样一来，包括英国在内的四大国也就拥有了对德国统一的一票否决权。

然而，德国方面事态的发展迫使她不得不勉强接受“2+4”框架。2月5日，联邦德国外交部政治主管卡斯特鲁普与英国外交部新任政治主管韦斯顿的会谈让撒

切尔感到德国“正全速向统一迈进而置其他人于不顾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让德国接受四大国机制，就连让它接受“２＋４”框架都显得是一种奢望，因此，对英国而言，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接受美国提出的建议并力图将德国纳入框架。虽然撒切尔仍有意不顾德国人的感情强行召开四大国磋商会议，但她意识到这肯定不会得到美国和法国的支持，最终勉强同意了当时在她看来最为合适的“2+4”框架。

2月8日，她再次首肯了这一框架。

在认可“2+4”框架后，英国很快致力于将德国纳入这一磋商机制。与此同时，在已经获知德国大致同意“2+4”框架的前提下，英国仍旧向德国发出了统一不能自行其是的强烈警告。撒切尔的私人秘书鲍威尔在同科尔的私人秘书特尔切克会谈时说：“如果德国不打算与我们进行共同磋商，我们会和其他人谈，包括俄国，但不包括德国。如果我们不得不撇开已持续40年的合作传统转而回到早期的均势外交，这将是一大遗憾。”特尔切克不得不表示，科尔并不反对召开四大国加上两个德国的会议。

撒切尔夫人与科尔

2月14日，在渥太华“开放天空”会议上，四大国和两个德国一致同意创设由美国提出的 “2+4”框架来处理德国统一问题。撒切尔在勉强接受这一框架后便开始勾勒遏制统一后德国的蓝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意识上树立起遏制与防范德国的方针。3月24日，就 在“2+4”

会谈启动之后，撒切尔仍组织召开了关于德国问题的首相府邸研讨会。在她的控制与主导下，研讨会不但设立了一些有关于德国民族性格和德国 统一所带来后果等的不利于德国的议题，而且其关于结论的备忘录也违背了与会历史及政治学家们公允的建议，过分夸大了德意志民族“焦 虑、侵略性、恃强凌弱”等负面品质，认为“即使最乐观的人对统一的后果也有些不安”。

 更为糟糕是，备忘录的内容后来被《星期日独立报》披露，这使得原本就已步履蹒跚的英德关系雪上加霜。

二是在军事安全上试图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德实施双重遏制。一方面，撒切尔极力主张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架构内，德国自由发展和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将被牢牢遏制；另一方面，她建议统一问题更应在同时包含美苏两大国的欧安会中协调，以确保统一后 的德国成为一个美苏协调和交易的“合理结果”。

不过，她忽视了北约和欧安会的相互替代性作用，布什总统以“北约比欧安会更重要”为由拒绝了撒切尔的提议。

英国自己也认为，“如果将德国统一的最终决议由欧安会来表决，那么像塞浦路斯这样不相关的小国都将拥有最终否决权，这是英国无法接受的”。因而，以双重遏制为目的欧安会方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方都没能够提出可以凝聚共识的具体建议。

三是在地缘政治上极力主张保持德国现存的外部边界，即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这一边界是维护二战胜利成果，防止德国未来崛起并控制东欧的关键，撒切尔因而通过多种手段要求双方签署正式的边界条约。她先是对德国强硬表态，“需要一纸条约来保证波德边界，看不出签署一项条约对德国来说有什么困难”。但德国的反应并不积极。其后撒切尔进一步联合美国对德施压，以迫使其接受边界条约。在英、法、美的共同压力下，德国被迫承诺认可现存边界，

但撒切尔仍制造德国不愿接受现存边界的舆论。她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我亲耳听到科尔这么说：‘不，我什么也不能保证，我并不承认现有边界’。”强硬表态、联合盟友、制造舆论的这些努力最终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在第三次“2+4”部长级会晤期间与波兰达成了约定：两德正式承诺统一后将尽快与波兰商定边界条约，没有任何外部事件或环境能够改变业已确定了的波德边界。

在 “2+4”的后续谈判中，没有哪些议题能像德国的北约身份、波德边界那样引起撒切尔的重视。一方面，她愿意把一些协商的具体细节留给赫德和他的幕僚们完成；另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英国代表们深知首相对德国根深蒂固的怀疑与不信任，他们害怕这位“铁娘子”再提出不切实际的限制性意见，因而索性隐瞒了谈判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中不乏像“跨越边界部署”这样重要的议题。

总的来说，英国政府在“2+4”谈判中所做出的贡献，如提出苏军撤出民主德国的过渡期以保全苏联的颜面，提前终结四大国权利以保障新生德国的法律主权等，基本上与撒切尔并无太大关联。

​四、结 语

1989柏林墙倒塌前后，在主要盟国美国支持两德统一的背景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却私下拉拢其他利益相关大国，试图阻扰德国统一，德国的忠诚的大西洋盟友将其长达40多年的承诺弃之于不顾。撒切尔公开的恐德、反德情绪一次次地被印在了德国政治人物和民众心中，这使得无论英国政府在后续的谈判中为维护德国的利益和保障德国的权利做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都没有得到德国媒体和民众应有的重视。

也正是因为撒切尔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行举止导致1989-1990年的英国对德政策总体上归于失败。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也成为了“英国外交史上最为遗憾的时段之一”。

究其失败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撒切尔漠视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她口口声声说，她“相信未来的历史是由人民而不是统治者的性格和野心决定的”，但却毫不关心那些走上街头的德国民众对民族统一之渴望和期待。当东欧民主化浪潮席卷民主德国之际，她没能注意到为什么一个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德国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当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东西方冷战走向尾声之时，她同样没能看清作为冷战前线的德国已失去了它继续保持分裂的意义。

其二，撒切尔造成了这一阶段英国对外政策的失调。所谓失调是指失去平衡和调配不当。撒切尔的长期执政与非凡功勋使她在白厅内形成了极高的个人威望，她频繁更换内阁成员并排除异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交决策因集权化而失去平衡，她也因而得不到外交顾问们有力的支持以及一些“谏官”们争锋相对的劝诫。独断专行且孤立无援的她无法像密特朗和其他欧洲领导人那样具备灵活的外交手腕和策略，这酿成了其对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态度的误判，在反统一之路上一意孤行。调配不当主要指参与制定对德政策的外交部高官屡次被撒切尔中途任命。

柏林墙倒塌前两周外交大臣赫德才接替梅杰上任，斯特拉斯堡会议结束后政治主管韦斯特也刚接任弗莱特维尔。重要外交官员时间上的调配不当，不仅使政策制定者们无法充分了解背景局势，而且也难以根据形势的剧变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新上任的官员又怎么能毅然地抵抗上级下达给他的、明显不合时宜的指令呢？事实证明，在外交部与撒切尔的内部分歧中，赫德始终采取模棱两可的路线，直到形势迫不得已时他才敢面对首相直接提出不同的意 见，只不过已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其三，撒切尔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派对英国融入欧洲长期持怀疑态度。与之相对，密特朗的法国则极力通过与德国构建法德轴心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英法两国对欧态度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在束缚德国的方式上大相径庭。密特朗试图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邦来约束统一后的德国，撒切尔则想要通过继续保持它的分裂来遏制德国。因此，当德国统一不可避免时，法国在德国人眼里至少还是欧洲最密切的合作伙伴，而英国则什么都不是。和密特朗相比，撒切尔缺乏与科尔讨价还价的砝码，德国统一的过程也证明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敌视剥夺了英国发挥影响力的空间，这正是亲欧洲的法国能够充分利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问题只是英国对欧政策困顿的一个外在症结，无论最终德国是否实现统一，这个根本性的两难直到今天仍困扰着英国。

不可否认，英国在德国统一过程中也有过不可忽视的贡献。从“2+4”框架的形成到此后的具体谈判，英国政府都扮演了积极参与者和协调组织者的角色，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统一的进程，但这都与撒切尔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所幸撒切尔夫人因其内政外交上的困顿很快辞职，她的继任者梅杰“不但终结了她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方针，而且终结了她对科尔以及德国统一的敌视”。英德之间自柏林墙倒塌前便开始的不信任关系也随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